结束泰山之行后，元好问回到冠氏。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内，他的新居不幸失火，“南风一夕怪事发，突兀赭垣残半柱”，一时间元好问居无定所，“夏秋之交十日阴，抱被倚门愁旦暮”，“胸中广厦千万间，天地一身无着处”。只得再次仰仗赵天锡的资助，在旧址附近重建新居。这次占用的是“学宫”用地，重建起来耗时费力，“就中此宅尤费手，官给工材半佣雇”，官方资助建材和一半工钱，元好问自己支付一半工钱，拖延半年才最终建成。元好问作《戏题新居二十韵》自嘲，新居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“好恶且当随所遇”。

在冠氏期间，如果没有赵天锡的慷慨支持，元好问的生活会更加艰难。因此，他与赵天锡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赵天锡过生日，元好问写诗为他祝寿，称赞他礼遇文人的雅怀：“山东诸将拥行台，共许元戎有雅怀”，“农郊荆棘连新麦，儒馆丹青映古槐”（《寿赵受之》）。冠氏在赵天锡的经营下，成了文人聚集的庇护所，“四境之内，独为乐土”（《千户赵侯神道碑铭》）。赵天锡修复冠氏庙学，元好问代学生黄逸民撰写庙记，夸赞其崇儒重道、兴办学校之举（《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》）。赵天锡的母亲董氏出家，信奉全真教，赵天锡为之修建紫微观，元好问应邀撰写《紫微观记》。按照常情，文中应该介绍修建过程，称赞赵母信仰的坚定虔诚，表彰全真教的行善义举之类，可是这篇记文却另辟蹊径。文章用很大篇幅批判汉代以来道教的“虚荒诞幻”，介绍金代贞元年间以来全真教的风靡盛况，感叹儒教的衰落：“呜呼，先哲王之道、中邦之正，扫地之日久矣！是家何为者，乃人敬而家事之？”这分明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批评道教以及全真教，与赵母出家信教、赵氏修改宫观之举正好背道而驰。受邀为事主撰文，不但没有顺着事主的意愿，为其出家信教说项，反而对所信之教提出质疑，这充分体现了元好问的儒者本色。清人李祖陶评此文：“篇中追溯源本，究极流弊，无一语肯为放倒，真儒者之文。”（《元遗山文选》）元好问为什么不肯迁就一下赵母为全真教说些好话？难道不怕得罪赵天锡吗？除了元好问的儒家思想本位之外，还有两个原因：其一，赵天锡不信奉全真教，不赞成其母亲出家。元好问在文末特意点明赵天锡崇儒重道的天性，不会为流行的全真教所动摇，“决非漫为风俗所移”，立场非常坚定。赵天锡修建紫微观，“特以养志”，说白了，只是顺从母亲、表达孝心罢了。其二，赵母未必真的信仰全真教。据元好问《冠氏赵侯先茔碑》，赵母董氏“夙尚内典”，原本信奉的是佛教。她的夫人地位受到侵占，“为上僭者所夺”，“上僭者”应该是赵天锡父亲赵林的新欢。董氏饱受这位新欢的欺侮，新欢特别强悍，对她“撝斥如媵侍，陵轹如囚虏，井臼之事，率躬亲之，如是积三十年”，赵林去世后，饱受屈辱的董氏不堪忍受，便离家出走，加入到流行的全真教之列。所以，与其说她信仰全真教，不如说她逃避家族纷扰，寻个清静罢了。正因为此，元好问才会写出这么独特的记文。

蒙古太宗十年（1238）七月，元好问决定自冠氏回家乡，赵天锡与他“留连郑重数月，不能别”。临行之前，元好问为他撰写《冠氏赵侯先茔碑》，八月告别冠氏诸人，跟随赵天锡的行军路线，经过河平（今河南卫辉市），到达新乡（今河南新乡市），在此分道扬镳。赵天锡仍然依依不舍，元好问记录下动情的一幕：

置酒行营中，夜参半，把烛相视，不觉流涕之覆面也。明日，使人留语云：“欲与吾子别，而情所不忍，唯有毋相忘而已。”于是疾驰而去，不反顾。呜呼，此意其可忘哉！（《千户赵侯神道碑铭》）

二人都年近五十，话别竟然如此深情，令人动容。很可惜，赵天锡两年后英年早逝，此别竟成永别。

冠氏期间，元好问还有两次让他感慨良多的意外交往。

第一次意外交往是蒙古太宗八年（1236）六月，前朝遗老、翰林学士冯璧从东平（今山东东平县）去镇阳（今河北正定县）祭扫坟墓。他以七十五岁高龄，特意绕道冠氏，抱病看望元好问，让元好问大为感动。元好问作《赠冯内翰二首》，在近三百字的诗序中，回忆过去在汴京时期与雷渊、王渥、李献能、冀禹锡等人一起从冯璧问学的情景，感叹仅仅几年之间，他们四人都不幸辞世。如今，冯璧虽然患有风疾，不时发作，但谈笑风流不减当年，谈及旧事，仍然“色扬而神跃”。在元好问看来，冯璧不仅体现了金王朝百年文章巨公的面貌，“褒衣博带，坐镇雅俗”，还象征着故国的精神，“横流方靡，而砥柱不移。故国已非，而乔木犹在”。他恭恭敬敬地写下两首诗赠给这位故国乔木，诗如下：

文章来源：《济南职业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jnzy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120/464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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